反對校園欺凌征文3000字精選
導語：近年來，校園欺凌這個詞越來越多地見諸報端電視。它們如同一個個充滿毒液的腫瘤附生在校園里，使美麗的校園變得可怕。下面是小編為您收集整理的作文，希望對您有所幫助。
【篇一：反對校園欺凌征文】
近日，一段陜西商洛初中女生因衣服同款，被同齡人輪番毆打的視頻，再一次讓“校園欺凌”這個沉重的話題進入公眾的視野。
這是一起發生在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印發了《關于開展校園欺凌專項治理的通知》后，并開始專項治理期間的惡性事件。我們固然不能據此來評估專項治理的實際效果，但這一起事件，還是讓我們相信，“校園欺凌”現象并沒絕跡也是個不爭的事實。
毫無疑問，學校對減少乃至杜絕校園欺凌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。但一個不容漠視的現實矛盾是， “以人為本”、“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”等理念本來是針對學生接受知識的。但是在實際工作實踐中，“以人為本”變成了任何時候、任何情況下都以學生為本。教育學生本來是教師的職責，但在“一切以學生為本”的理念下，教師的角色定位，完全被淡化了教育者功能。而“以人為本”也事實上成為了學生的“擋箭牌”和“護身符”。
而且更大的的問題還在于，在教師即便是正常行使教育職權時，一旦抵觸了所謂的“以學生為本”，教師和學校都會承受十分沉重的代價。如此以來，教育者在被教育對象面前，已經毫無懸念地成為了弱勢者。試問，當教育者自己反而是弱勢者的時候，又如何有底氣、有力度來管教約束被教育者的行為呢?而當教育者在所有被教育者眼里都成為“自身難保”的`“泥菩薩”時，又有多少被侵凌的受害者會從教師身上尋求幫助以避免受侵凌呢?雖然不能據此認定受害者的沉默和教師的弱勢是“校園侵凌”事件發生的主因，但是施暴者的有恃無恐，不是恰恰反證了提升教師教育功效的緊迫性么?
每一起“校園欺凌”事件發生后，總有人呼吁要加大對施暴者的懲治力度，直至追究法律責任，這固然是值得探討的。但是對于一起起“校園欺凌”事件，任何事后的懲戒都不足以彌補“校園欺凌”給受害者帶來的痛苦和傷害。事前防范才是保護學生，才是還校園一片文明安寧的關鍵。
要減少乃至杜絕“校園欺凌”事件發生，最重要的還是要讓所有學生都對教師的教育認真接受，對學校的規章心存敬畏，如此，才會讓學生在校規面前有幾分忌憚，而受到欺凌的同學也敢于站出來尋找教師這個可靠的幫助者。
當務之急還是要積極營造良好的育人氛圍，為此需要全社會尤其是學生家長都付出艱辛努力，在教師的育人上多點理解和支持，少點責難和質疑。在學生面前極力維護教育者的“教育”權，有問題也盡力通過正常途徑和方法理性解決，切勿隨性對教師橫加指責甚或粗暴對待而降低教育者的角色定位。否則，今天，當學生由于犯錯被教師批評幾句而責難教師甚或大鬧校園的話，誰也不敢肯定，明天，這樣的學生會不會成為施暴者或是受害者。
當整個社會都積極支持和理解教師的教育責權，為我們的校園營造出良好的育人環境時，“校園欺凌”事件就一定會在完善的學校制度、在教育者的正當合法履職中得到減少乃至消弭，我們的校園才會文明和諧。
【篇二：反對校園欺凌征文】
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包括欺凌行為，應當保持必要的寬容和“容錯率”，尤其是刑法的干預要保留必要的“謙抑”
近年來，頻頻見諸媒體的校園暴力事件引發了全社會關注。在公眾普遍的不滿與憤怒之下，有一種聲音很有市場，即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，以動用刑罰嚴懲校園欺凌者。對這一主張，需要認真辨析。
客觀地說，當前公眾對校園欺凌現象的焦慮，某種程度上因為過度關注而被夸大了。西方發達國家校園欺凌的發生率一般均在80%以上，相較而言，我國的校園欺凌發生率總體上還是比較低的。根據筆者今年對全國29個縣104825名中小學生的抽樣調查發現，校園欺凌發生率為33.36%，其中經常被欺凌的比例為4.7%，偶爾被欺凌的比例為28.66%，遠低于西方發達國家。當然，超過30%的校園欺凌發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。
然而，試圖通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來遏制校園暴力，無論從理論還是實踐角度都行不通。在我國，以14周歲為刑事責任最低年齡不是“拍腦袋”想出來的，而是刑法發展與進步的結果。提高而不是降低刑事責任年齡，是從我國近代第一部刑法典至今百余年來刑法改革的重要內容。新中國成立后，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便將刑事責任年齡確定為14周歲，1997年刑法典則進一步將已滿14周歲不滿16周歲之人負刑事責任的犯罪范圍限定為故意殺人等八類。如果以今天生活條件好、青少年發育早作為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理論基礎，并主張降低刑事責任年齡，在邏輯上是站不住的。
尤其需要注意的是，一個人是否成熟，除了生理的標準，還有心理和社會的標準�，F在的孩子盡管生理發育提前了，但心理發育卻并未能同步提前。盡管校園欺凌“可惡”，但必須指出的是，這種孩子之間的互相欺凌乃至實施其他不良行為，在某種程度上也是“成長中”的現象。大部分未成年人在度過青春期后，并不會把不良行為帶入成年期，而會“不治自愈”。從這個角度看，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主張也是違背未成年人成長規律的。對未成年人的不良行為包括欺凌行為，應當保持必要的寬容和“容錯率”，尤其是刑法的干預要保留必要的“謙抑”。
面對校園欺凌現象頻發，要更多反思家長、學校、社會乃至國家的責任，并進行相應的制度完善。首先，要堅持寬容而不縱容的刑事政策，一方面完善未成年人不良行為的早期干預制度，另一方面，對于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而不予刑事處罰的低齡未成年人，要有“以教代刑”的教育措施，絕不能一放了之。為此，除了要考慮完善和激活已有的責令父母管教、工讀教育、收容教養等非刑罰措施外，還要考慮設計更加完善、系統且適合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教育措施。
“熊孩子”的產生與父母的失職密切相關，對于失職的父母要有必要的約束與教育措施。一方面要完善家庭教育指導制度，另一方面可以借鑒國外強制親職教育制度，對放任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父母進行強制親職教育，教他們怎么做父母，直至給予必要的處罰。學校也要切實履行好對學生的教育、管理責任，尤其是法治教育的責任，要教育學生尊重生命，樹立行為底線意識。社會各界也要營造未成年人成長的良好環境，例如對于網絡上隨處可見、肆意傳播的校園欺凌視頻，有關部門不應坐視不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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