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6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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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1
蔡元培（1868-1940）字鶴卿，號孑民，浙江紹興人，我國近現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，為改革和發展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。
格言：捧著一顆心來，不帶半根草去。
蔡元培于1912年就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后，無意中讀到一個叫胡玉縉的人寫的一篇文章。由于內容生動、材料豐富、詳實，引起了他的'濃厚興趣。他一連讀了幾遍后，便決定將其聘請到部中任職。于是，他指示下屬官員起草了一封信。
后成為著名國學大師的胡玉縉在當時學術界還是無名小卒，他與蔡元培素昧平生，有蔡元培這樣的大人物來舉薦他，本應是感激不盡。可出乎預料的是，胡玉縉接到邀請信后，非但沒有感激，還給蔡元培寫了一封抗議信。
原來，問題出在蔡元培讓下屬寫的信中的個別字上。信的全文是：“奉總長諭：派胡玉縉接收（教育部）典禮院事務，此諭。”按字面理解，“諭”和“派”兩個字是上級對下級的，包含著必須服從的意思。而胡玉縉這時還不是教育部雇員，不存在上下級關系，因此他感到不是滋味。特別是“諭”字，本來是封建專制時代使用的一個“特定詞”，所以，胡玉縉認為無法容忍。
蔡元培接到胡玉縉的抗議信后，內心深為不安。他立即給胡玉縉復信表示歉意，稱“責任由我來負責”。
因部屬擬稿用字失當，蔡元培主動承擔責任，向人道歉，此事看似雖小，但從中折射出的這種律己不茍的高尚精神卻是十分可貴的。
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2
1916年，23歲的梁漱溟將自己所寫的一本哲學書送給蔡元培，希望換取來北京大學讀書的機會。某日，兩人見面，蔡元培不等梁漱溟發問，主動說：“你的大作《究元決疑論》我拜讀過了，有膽識，有立論，見解獨到。我這次到北大當校長，首當其沖的任務是廣羅人才。我想你可以到北大來教授印度哲學。”梁漱溟自然不敢答應，論學歷，他只有中學；論學問，近幾年他才自學佛學，對印度哲學未有多少見識。但蔡元培執意相邀，梁漱溟于是答應到時再討論這個問題。
幾天后，梁漱溟應約又來到北大校長室，再次說出了自己的擔心，蔡元培聽罷笑著說：“我上次已講過，你固然不甚懂得印度哲學，但我也沒有發現旁的人比你更精通，我要真正辦好北大哲學系，印度哲學這門課又非開不可。你的文章讓我認定你是一個搞哲學的人才，你不妨大膽地干吧！……你自己說對印度哲學所知有限，那就不當老師來教人，只當是來研究，來學習，來深造好了！”蔡先生的一席話深深地打動了梁漱溟，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了北大哲學系講師的教職。也許是害怕愧對蔡元培的信任吧，梁漱溟在工作中非常努力，3年后寫出20萬字的《印度哲學概論》，成為印度哲學方面的知名學者。
同樣的故事也發生在陳獨秀身上。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后，總想找個得力的文科學長，將人文學科帶起來。他看中了陳獨秀，一是因為陳獨秀發表在《新青年》上的文章汪洋恣肆、觀點獨到、才華橫溢，使蔡元培覺得此人有真學問；二是陳獨秀寫的《今日教育之方針》，讓蔡元培感到陳獨秀對教育有理解。然而，陳獨秀是一介白丁，既沒有學位頭銜，也從無在大學任教的履歷。為了說服教育部，一向真誠的蔡元培只好做了一回假，為陳獨秀編造了“東京日本大學畢業”的假學歷和“曾任蕪湖安徽公學教務長、安徽高等學校校長”的假履歷。陳獨秀沒有辜負蔡元培的期望，他任文科學長期間，極力實踐蔡元培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理念，使北大人文學科大放異彩。
1917年，留美學生胡適在《新青年》上發表了《文學改良芻議》，旗幟鮮明地要求“改良文學”，并提出了終極目標：須言之有物，不模仿古人，須講求文法，不作無病之呻吟，務去濫調套語，不用典，不講對仗，不避俗字俗語。蔡元培注意到這篇文章，對胡適非常欣賞，便托陳獨秀寫信給胡適，邀請其來北大任職或任教，陳獨秀的信中這樣說：“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國，即不愿任學長，校中哲學、文學教授俱乏上選，足下來此亦可擔任。”收到陳獨秀的信，同是性情中人的胡適放棄了馬上就可以進行的論文答辯，來到北大，以至10年后才獲取哥倫比亞大學的博士學位。
梁漱溟、陳獨秀、胡適后來都成為大名鼎鼎的'學界人物，被人稱為大師，然而，他們最初進北大的時候，基本上屬于“草芥”一類。然而，蔡元培卻沖破一切條條框框，唯才是舉，讓他們一步步成為北大的名師。蔡元培能識英雄于草芥，首先源于他的使命感。蔡元培進北大之前，該校是典型的老爺學校，學生不在乎讀多少書、長多少德智，只在乎謀取一個做官的資格，他們帶著聽差，擁著美女，招搖過市。同學相交，也是看家庭背景，目的是希望以后在官場上相互有個關照。蔡元培既然想徹底改造這所學校，自然會千方百計去訪求各類有真才實學的人，而有真才實學的人未必就有相應的學歷、資歷。在本事與資格之間，蔡元培毅然選擇了前者。
俗話說，“廉生明，公生威”，蔡元培辦事有個特點，就是將公字永遠擺在第一位，從不謀取不道德、不合法的私利。就拿他引進的這三個人來說吧，陳獨秀算是舊部，曾參加過他組織的針對晚清高官的暗殺團，但蔡元培任命陳獨秀為文科學長，考慮的不是這層關系，而是其辦《新青年》的影響以及沈尹默、湯爾和的推薦。梁漱溟、胡適跟蔡元培沒有故交，蔡元培邀請他們出任教職，是由于北大在某些學科上缺少相應的教學人才，蔡元培覺得兩人堪當大任。他的公心消除了某些有學歷、有資望者的負面觀感，為破格用人清除了路障。
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3
教育家蔡元培12歲時，寄居到姨母家讀書。在這里，他結識了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學。有一次，蔡元培要去城里拜見一位私塾先生，可僅有的一套體面點的衣服被雨淋濕，一時半會兒又干不了。就在蔡元培發愁之時，一個小伙伴提醒道：“小黑那套出門穿的衣服昨天剛洗干凈，可以借他的穿一會兒呀！”小黑是他們的'同學，蔡元培便和小伙伴一起去找小黑借衣服。
他們來到小黑家時，只有小黑的母親在家。得知蔡元培的來意后，小黑的母親起身要去小黑屋子里幫蔡元培拿衣服。“不用了，等小黑回來后我再來吧。”蔡元培忙擺擺手說。小黑的母親勸蔡元培不必再跑一趟，既然來了順便拿走就行了。看蔡元培還是一再推辭，小黑的母親笑著說：“你不會以為小黑不肯借給你衣服吧？放心，他肯定會借給你的。”不管她怎樣說，蔡元培還是空手告辭了。
回去的路上，小伙伴非常不解，覺得蔡元培不相信朋友之間的情誼。“不，我并不是不相信小黑。恰恰相反，我知道小黑一定會借給我。”蔡元培笑著說，“但是，小黑肯借給我是一回事，我不經過他的同意私自拿衣服又是一回事。他同意是出于對朋友的親近，而我不私自拿則是出于對朋友的尊敬，這兩者并不矛盾。”小伙伴聽了蔡元培的話不住地點頭。后來，小黑當然借給了蔡元培衣服，聽到蔡元培的話后頗為感動，兩人的友誼更深了。
有句話叫“賢者狎而敬之”，關系親密卻又保持敬重，互相信任卻又保有一份距離和恰到好處的分寸感，這是朋友之間很難得的關系。能做到這點，將能獲得長久并且牢固的友誼。
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4
小時候的蔡元培，經常在樓上讀書，一天晚上，他家的樓房失火，全家人都驚恐不已，突然想到在樓上讀書的蔡元培，大家急忙呼喊，讓他下樓。此時，蔡元培已經鉆進書里，理都不理大家，仍然埋頭讀書。家人只好趕緊跑上去把他從樓上拉出來，就這樣他手里拿著書仍然讀著，一直沒有從書里出來，看到他極為鎮定的表情，無人不為他的讀書精神所感動。
讀書讀到如此淡定，恐怕我們大多數都達不到這種境界。
蔡元培從6歲到17歲，十年的私塾學習，基礎打得牢固。從20歲到23歲，有了機會到紹興城里的首富徐樹蘭家中，校書兼伴讀，伴隨徐家子弟讀書學習。徐樹蘭是紹興城的首富，曾于光緒六年捐銀十萬兩建屋購書，創立“古越藏書樓”，面對這么多的書，校書之余，他一下子便鉆進了書里。這四年多來，潛心閱讀使他的國學知識變得博大精深。
為了學習西方的`文化知識，他學習外語，作了九年的準備。時機成熟，41歲的他赴德，開始半工半讀的學海生涯，學習國外的哲學、文學、文明史，人類學等，只要在時間不沖突的情況下，他都聽，都學。在德國一學就是五六年，46歲回國出任教育總長，政局不穩，失望的他辭去教育總長職務，繼續赴德、法學習。到51歲才回國受聘于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。
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十年，先后四次去西歐國家考察，也是學習。在北大十年中，有六年多的時間是在外國考察學習，在外國的學科中他最鐘情于心理學、美學。以至于在他病重、躺在病榻上，仍然想的是學習，他說如果再給他十年的話，他一定再學學心理學和美學。蔡元培終身學習的精神，是我們學習的典范。
就像蔡元培自己所說，一個人如果學習方法得當，持有鉆進去的精神，想不成功都難。讀詩書，學貫中西。無論是早期的私塾學習，還是成年后的多次留學，他都“一心向讀”。正是這種潛心閱讀，才使得他學貫中西，對古今中外各科知識都能融會貫通，進而為擔任北大校長實行“思想自由，兼容并包”的管理打下了良好的基礎。對于我們也是一樣，將被動學習轉為主動“向讀”，真正鉆進去，還有什么不能成功的呢？
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5
一次在倫敦舉行的中國名畫展上，組委會派人去南京和上海監督選取博物院的名畫，蔡元培與林語堂都參與其事。當時，蔡元培已是名聲顯赫的大學問家，卻依然謙虛低調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自認是中國通，在巡行觀覽時滔滔不絕，不能自己。
為了表示自己的.內行，伯希和向蔡元培說：“這張宋畫絹色不錯”，“那張徽宗鵝無疑是真品”，以及墨色、印章如何等等。蔡元培不表示贊同和反對意見，只是客氣地低聲說：“是的，是的。”一臉平淡冷靜的樣子。后來伯希和若有所悟，閉口不言，看向蔡元培時都是一臉佩服的神情。林語堂后來在談到蔡元培時還就伯希和一事感嘆說：“這是中國人的謙虛和涵養，反映外國人賣弄與淺薄的一幅絕妙圖畫。”
由此可見，在人際交往中，不以自身的交際優勢自居，不與對方爭鋒而時時處處表現出謙虛恭敬的美德，把自己放在與對方對等的位置，甚至甘居下位，定能博得對方敬重，贏得對方好感。
我們往往在失意、平凡、卑微的時候懂得謙虛，但是卻在取得成功、有了名氣、地位上升后忘了謙虛為人。蘇格拉底說：“謙虛是藏于土中甜美的根，所有崇高的美德由此發芽滋長。”可見，謙虛對于我們為人處世是尤為重要的，它應該成為伴隨我們一生的交際美德。
教育家蔡元培的故事 6
許多中外名人都是素食主義者，如達·芬奇、莎士比亞、牛頓、愛因斯坦和老子、王維、孫中山、蔡元培等。
蔡元培的素食，在他的《自寫年譜》中說得很明確:“我那時候也是素食，這是民元前二年萊比錫受李君感化的。”李君，指的是李石曾，他于1902年赴法國留學，1907年成立“遠東生物化學學會”，首次用化學方法分析出大豆的營養成分與牛奶差不多，在法國成立第一家“豆腐公司”，開辦“中華飯店”，被稱為“豆腐博士”。
1909年，與蔡元培一起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的齊壽山，應李石曾邀請赴法一游。齊壽山回來后告訴蔡元培說，李石曾素食，并說動物死亡時全身僵直，體內會產生毒素，經常食用會使人中毒。蔡元培聽后覺得有理，也回想起在托爾斯泰的作品中“一只精心飼養的粉紅色的豬被屠殺”的慘狀描寫，深受觸動，于是萌發素食的念頭。
蔡元培亦在《自寫年譜》中寫道：“適萊比錫有素食館數處，往試食，并得到幾本提倡素食之書，其所言有三益:一、衛生，如李君所言;二、戒殺，不肉食則屠殺漁獵等業皆取消，能因不忍心殺動物之心，而增進不忍心殺人之心，戰爭可免;三、節省，一方牧場，能以所畜牛羊等供一人一歲之食者，若改藝蔬谷，可供給十人之上。”他把這“素食三義”——衛生、戒殺、節用，專門函告其國內朋友壽孝天，并說自己的素食主要偏重于“戒殺”這條，因為人都有好生惡死之心;至于“衛生”，最重要的是要忌煙酒，而自己做不到;至于“節用”，在外國飯莊，肉食者有長票可購，改為素食而特飪，未見便宜。
不久，壽孝天回信引用杜亞泉的話說：“植物未嘗無生命，戒殺義不能成立。”蔡元培在1910年4月回信說，“世界實行之事，大抵動于情感，而非動于理論”，“戒殺”不是一個理論問題，而是一個感情問題。人類進化是個漸進過程，越早期就越是犧牲自己身體來獲取所得，如人吃人、肩挑手拉、踏人力車，后來改用馬車、牛車，現在則用電、用油了。在技術發達的同時，人的感情在進步，惻隱之心在傳播，開明的人會視禽獸為異種之人。素食主義者也非絕對不殺動物，一葉之蔬、一勺之水，里面也有許多小生命生活其間，只是人眼看不到，因而感情上沒有產生惻隱之心。現在人的感情及于動物，故不食動物。他日，若感情及于植物，則自然不食植物。他還說，自己素食之后，“覺于吾之口及胃，均無甚不適，而于吾心則甚愜，遂立意久持之。”
蔡元培原本就瘦，夫人擔心素食對健康有影響，便借故勸說他:“先生早年曾密造炸彈，試圖謀殺慈禧，那時連人都想殺，現在怎么連禽獸的生命都痛惜起來了?”蔡元培回答“人有該殺之罪，殺之非為過也。動物何罪之有?故殺之無道也!”
1913年10月，蔡元培參與孫中山“二次革命”后，攜家人來到法國游學，暫時住在李石曾創辦的位于巴黎近郊科隆布鎮的豆腐公司。蔡元培素食就受李石曾影響，如今住在他的豆腐公司里，“午、晚餐包與豆腐公司”，自然是餐餐素食，吃得最多的是豆腐、豆漿、豆面、豆粉、豆皮等。有人后來回憶說，“元培同他都力行素食，這一特殊的生活習性使兩人相處頗為契合”。
在法國期間，蔡元培一家先后住在圣多耐、都魯士和羅埃等地。在羅埃，蔡元培跟李石曾的朋友歐思東住在一起，向他學習法語。歐思東是比利時人，“長于音樂，常素食”。相同的情趣與習性，使他們相處十分融洽，更使蔡元培保持著素食這個習慣。
據語言學家何容晚年在《對“卯”字號前輩的一些回憶》一文記述，“五四”時期，天津學生聯合會邀請蔡元培去講演，地點安排在維斯禮堂。聯合會派代表到車站去迎接，但沒有接到蔡元培。原來，蔡元培獨自先跑到天津大胡同著名的真素樓吃素菜去了。
蔡元培不僅自己素食，還在擔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在師生中倡導素食。
1917年底的一天，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的`一位校刊編輯跑來請示說，有一位叫林明侯的學生，來函建議校方提倡素食，還要求公開發表自己的主見，不知校長尊意如何?蔡元培當即作了批復：“右提議鄙人甚所贊成。同學中有贊成斯舉者，可速赴齋務處報名，以便議定辦法。”該批復意見與林明侯的《請于校內增設餐堂另訂素食章程書》一起在1917年11月15日的《北京大學日刊》發表后，北大校內一度興起素食的熱潮，許多老師和學生都開始素食。
蔡元培還在北大倡導發起組織北大“進德會”，1918年1月19日《北京大學日刊》刊登的《北大進德會旨趣書》中，把“不食肉”作為“正心修德”的一條重要標準，指出會員修身的最高等級是“八不”：不嫖、不賭、不納妾、不作官吏、不作議員、不吸煙、不飲酒、不食肉。
1921年，蔡元培因腿病不能行走，醫生覺得病時素食不易調理，勸他恢復肉食。蔡元培在《自寫年譜》中云:“(我)素食十二年，至民元(國)十年，在北京，因足疾，被醫生勸告而又食肉，深愧不如李君(即李石曾)的堅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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