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家怎么成為了貶義詞
偶然見有個叫《原來是這樣》的節目說，“作家”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。根據之一是《晉書．食貨志》說：“桓帝不能作家，曾無積蓄。”這“作家”明顯不是那“作家”。晉習鑿齒《襄陽記》說諸葛亮：“嘗自校簿書，（楊）顒直入諫曰：‘為治有體，上下不可相侵，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。’”二者說的都是指日常居家生活，和《警世通言．桂員外途窮懺悔》說的：“他自不會作家，把個大家事費盡了，卻來這裡打秋風！”是一樣的。“不能作家”，是不會過日子的意思；而楊顒的比方是說諸葛亮管得太多了，日常居家，家長尚且不能什么都自己去做。
說“作家”一詞在古代是貶義詞的根據之二是，《太平廣記》載：“唐宰相王璵（《唐語林》為王維之弟王縉）好與人作碑志，有送潤毫（酬金）者，誤叩右丞王維門，維曰：‘大作家在那邊。’”二王是鄰居，王玙多為別人寫墓志碑文。那時候寫墓志很能掙錢，尤其是名人、高官的手筆，所以求他寫墓志的趨之若鶩。論名氣王維不下于王玙，但他不屑于王玙那樣的為掙兩錢而作諛墓文，所以很看不起王玙。不過“大作”，似乎是相對于工匠的“小作”而言的。《逸周書》說：“汝無以小謀敗大作。”孔晁注釋說：“大作，大事也。”孔穎達也說：“大作，謂興作大事也。”當時很多人正是以墓志為大事的，所以“大作家”是指幫人辦大事的人家，所以他才指示說：“在那邊。”當時還沒有稱文人為作家的。
作，有創作、勞作之別。“日出而作”是勞作，與創作不同。東漢的王充說：“《五經》之興，可謂作矣。太史公《書》、劉子政《序》、班叔皮《傳》，可謂述矣。”他說的是，司馬遷的《史記》、劉向的《新序》、班彪的《史記后傳》，都不是“作”，只是“述”。連孔子都說自己是“信而好古，述而不作。”王充解釋說：“造端更為，前始未有，若倉頡作書，奚仲作車是也。《易》言伏羲作八卦，前是未有八卦，伏羲造之，故曰作也。”前所未有的發明創造，像倉頡作書，伏羲作卦那樣，才是“作”。沒有原創，只是把前人傳下來的東西經過整理來說事，只是“述”，不得為“作”。《資治通鑒》說戰國時，“魏安厘王問天下之高士于子順，子順曰：‘世無其人也；抑可以為次，其魯仲連乎！’。王曰：‘魯仲連強作之者，非體自然也。’子順曰：‘人皆作之。作之不止，乃成君子；作之不變，習與體成。’”魯仲連在安厘王眼中是獨特而不可理解的人，而子順卻說誰都想有個性，但只有在德行上堅持不懈的人才能成與眾不同的君子，而魯仲連的特立獨行已經習慣成自然。
按照今天的`說法，王充的《論衡》無疑是一部出色的作品，但他自己卻說：“今《論衡》就世俗之書，訂其真偽，辯其實虛，非造始更為，無本于前也。”因為不是造始更為，所以不敢稱作，也不敢稱述，只是編者而已。他繼續說：“儒生就先師之說，詰而難之；文吏就獄之事，覆而考之，謂《論衡》為作，儒生、文吏謂作乎？”硬要把自己的《論衡》稱為作，豈不是儒生、文吏都想稱自己是作了嗎？“作者”、“作家”之稱，談何容易！
禪宗以大有機用者為作家，《碧巖錄》中有“趙州是作家”、“作家宗師”。比如他們有棒喝之法，參不透真諦者往往要挨師傅的棒打，可是有《景德傳燈錄．普岸禪師》的故事，平常都是師傅打參拜者，這回卻是“僧卻打師一拄杖。師曰：‘作家！’”禪師挨了打，居然反而稱參拜者為“作家”，是因為對方已經參破佛性遍在的真諦，而且表達的方式出人意外。普岸禪師多處談到作家，有個叫義玄的禪師來訪，普岸禪師問他：“近離甚處？”聽說是從江西黃檗來。他就說：“情知你見作家來。”義玄禪師回答：“特來禮拜和尚。”普岸禪師也不客氣，說：“已相見了也。”彼此彼此，心照不宣。蘇東坡在《水六法像贊》中說：“是真作家，當獅子吼。”沒有一點振聾發聵的功力，是難以稱真作家的。
如今，“作家”一詞已經不同于古代，但凡發表過一些文章的人，往往被冠之“作家”的頭銜，謙虛一點的也為“作者”，這也無需苛責。但個性化的思想與藝術的堅持與突破，仍然是一個優秀作家的追求，只是寫些花拳繡腿的東西糊弄人，或者寫些老生常談的文字度日，既無思想，又不傳播什么知識，還要稱“作家”，那么“作家”恐怕就真的要成為貶義詞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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